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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后危机

    时间:2020-04-30 09:35:48 来源:第一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第一文档网手机站

    张碧蓉

    “去年8月份的时候,这里坐满了各地来的记者,根本忙不过来!”袁小姐指指偌大的会议室和那一大圈沙发。她是东莞外经局的一名秘书,负责局里日常的外联工作。在媒体“倒闭潮”报道热冷却一年后,东莞的新考验才刚刚开始……

    流失的人气

    下午5点20分,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空突然洒起了雨滴,何林站在中信24小时自助银行的玻璃门内往外张望。她刚取了点钱,打算回住处去。马路对面是她工作的新科磁电厂大门,今天周二,不时还有下班的人走出来。株洲妹子何林个头小小的,21岁,扎着简单的马尾辫,说起话来斯斯文文:“我上完高中后在家里呆了一年,去年8月一个老乡带我来东莞。”何林在硬盘车间里当装配工,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300元,每天工作8小时。过去一年厂里加班的时候并不多,她记得自己工资最高的时候是2000块,一般也就1500到1600。

    离家的感觉并不好,但是家里不宽裕,何林对这份工作很珍惜。她没有选择住在工厂50元一个月的宿舍里,而是和朋友合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小房子,各自分摊200块钱的房租。因为很少加班,何林正在学习电脑绘图,半年学费2000元。老师讲课之外,闲暇时间她都能去电脑室里自己练习。学习新东西让年轻的女孩很兴奋:“学好了这个,我就能在厂里当绘图工了。”在她眼里,绘图工是坐办公室的工作,比在车间轻松,待遇也要好些。每个月,何林会给家里寄一笔钱,虽然她认为“少得不好意思说出来”,但好歹能补贴在乡间辛苦劳作的父母。

    何林知道自己是幸运的,她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,金融风暴刮得正猛。虽然重复着“工厂-住所-学校”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,她还是不时从工友的嘴里知道,哪个工厂又关闭了,哪些老乡又回老家了。她的同乡,同样来自湖南中部乡村的夏敏就因此而非常烦恼。

    夏敏的老家离县城只有12公里,或许是这个原因,1986年出生的他身上带着浓郁的时尚气息:运动T恤、板鞋,用手机上网聊天、看新闻。过去3年他一直在一家五金模具厂工作,每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。可情况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变化,工厂接到的订单一再减少,老板只好辞退了一批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。“离开就离开吧。”夏敏算算手中攒下的6万多块钱,心想着回家先过个踏踏实实的春节,然后去考驾照。如果邀个朋友合伙,一共10万块钱就能在县城承包出租车,每个月挣个2000块,攒几年就该结婚生子了。

   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就在夏敏顺利拿到执照后的5月底,他所在的郑坪村按县里建设新农村的规划,要把房屋统一修成两层的小楼房。县里给的建房补贴是不够的,6万块钱也要拿出来修房子。投资出租车是没指望了,夏敏背上行囊,再次踏上南下打工的火车。朋友告诉他,东莞工作不好找,他便在县劳动市场给自己办了一个焊工的资格证书,希望能提高找工作的机率。这次,他转战到了佛山,在人才市场里转了一个星期,也只勉强找到一份不到2000块钱的工作。“没办法,世道不好,虽然有点垃圾,也还是一份工作吧。”夏敏决定先呆着,等行情好了再说。“房子先建着,挣的就是老婆本了。”

    金融风暴以来东莞倒闭了多少工厂?有多少像夏敏一样的外来者被迫离开?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,2008年东莞关停企业865家。而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在2009年7月1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根据我们的调查,东莞这拨倒闭、转移的企业,有近3000家,其中台商占25%左右。”

    活跃在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感受到的是生意明显变差了。河南人郭敬平在东莞开了10年出租车,以前都在厚街镇上拉活,“根本拉不完。一个月少说挣四五千,多的话六七千。”现在镇上没什么生意,郭敬平只好每天把车开到市区来。但是他觉得街上还是人少,“以前不是这样的,外地人走了有一半呢。”正聊着,一个也开出租的老乡打电话来问今天生意怎么样。“三百多吧”,他回答。同乡在电话里连声安慰:“不错啦!”6月和7月,是郭敬平今年生意最好的时候,不过他说这两个月是暑运,本来就是旺季。

    来自湖北的肖师傅告诉我,东莞出租车一个月的份钱是8000,现在每天拉200-300元算正常,400-500元就算不错了。车在南城市区转了一圈,肖师傅指着一家店铺贴出的“旺铺招租”广告说:“现在东莞的人至少少了1/3。都说今年会好些,也有的说2010年才会好,谁知道呢?”

    无论何林、夏敏、郭敬平还是他们的同乡,都是头一回感觉到东莞人气的衰退。而他们的工作和收入都与一样事物息息相关——东莞大大小小的工厂。

    临行前,一位在东莞当地政府工作多年的朋友语气凝重地告诉我:“我所知道的,90%的企业都在吃老本,都在熬。”

    果真如此吗?

    “吃不饱”的工厂

    “2008年我没有赚到1毛钱,11月、12月的时候快疯掉!”许胜舜高高大大,说起话来也快人快语。他是寮步镇龙华胜国际的老板之一,这家鞋厂近来的经营让他直摇头:“现在我一看到太阳就知道要花多少钱。”虽然工人已经从3000名减到了1900,但工资是要发的;租金、管理费、原材料、船运费,在客户回款前每一样都要先支付。

    比起龙华胜,裕元才是东莞鞋业的“巨无霸”。东莞裕元一分厂,隶属台湾宝成实业下的裕元工业(集团)有限公司,ADIDAS全球一半的慢跑鞋都由这家工厂代工生产,是当地响当当的大企业。

    可这个出口巨头最近并不乐意面对媒体,几经周折后,关务部主管吴教柳才接受采访:“今年的订单比较糟糕,上半年跟去年相比跌了30%。7月份完成订单140万双,比去年同期的256万少了45%;8月份才96万,去年218万,少了56%呢。9、10月份的预告订单虽然还没有看到,估计也很糟糕。”他进一步解释说,往年这时候最后一季度的订单也早出来了。因为ADIDAS在欧美的销路不好,迟迟不见下单。

    从2003年到2008年,裕元一分厂的产量一直在上升,好日子似乎也就停留在了2008。今年1月份开始,订单逐步减少。一分厂的饱和产能是250万双/月,高峰期有工人4万,现在工人减少到了3万人。以每人人力成本每月1500元,每双鞋子59元加工费来算,8月份出口96万双、5000万的月收入要养活3万人,“亏损得厉害”。

    市场冷清,另一位来自台湾的主管说,以前欧美人都是成箱购买慢跑鞋,遇到天雨弄脏就丢掉换新鞋,现在消费紧缩,大家就会洗洗再穿。补鞋业在台湾已经消失了数十年,最近回去他发现这个行业又复兴起来了。

    “做鞋子,我们就是代表。看裕元,就知道整个鞋业现在的经营状况。”

    此话不假。据黄埔海关统计,今年1-6月东莞市鞋出口1.2亿双,同比下降60.6%。其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鞋1.1亿双,下降60.7%,占东莞市鞋出口总量的91.7%。

    传统行业的日子不好过,其他行业呢?

    寮步铨讯电子厂处长尹力如正在为下半年能不能“反败为胜”发愁。这家7000人的数码相机厂从去年11月以来订单量一直负增长,6、7月刚开始有所反弹。然而现在厂里最大的生产能力也就100多万台,闲时不敢招工,忙时又招不到工。每年8月份是东莞人力的枯水期,工厂通常在6月份“塞满工人”,但他现在不敢冒险:“招来工人就要签劳动合同,往后轻易不敢辞退,而未来市场非常不确定。现在做决策非常难,一招不慎,满盘皆输。我们现在好像惊弓之鸟,害怕任何的风吹草动和负面消息。”

    生产硬盘磁头的新科磁电厂在2008年一度裁员约1万人,2009年1月和2月订单量减少了一半。关务曾淑陶说去年厂里减少了20%的行政人员,每次看到昔日同事空荡荡的办公桌,她都觉得心里酸酸的。

    从2008年11月开始,东莞市政府和各镇出台了各种措施减轻企业负担,比如缓交1年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,把社会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从5%降到3%等等。这些积极的财政和税收措施,让各家企业每月减少支出从几万到100多万不等。而进入6月后,好消息也不断传来,6月份东莞用电量有所回升,显示出市场有“回暖”迹象;东莞上半年GDP增长0.6%,扭转了负增长局面。

    新科磁电厂6、7月份的订单量也已恢复到接近去年同期的水平,对此港方董事杜楚生措词谨慎:“现在这种反弹,很难说是整个市场的回暖。过去半年各PC厂商拼命抛售库存,最近的上升有很大的补库存因素。”而指望下半年逆转的尹力如也提出相似看法:“4月份市场上数码相机很便宜,大家都在大量抛售库存。也因为这样,7月份我们的订单有所回升,下半年还会有更大的反弹。”但这种趋势能不能持续他表示很难说,美国各大市场机构认为经济不景气还将持续,甚至不排除可能有第二波更大的经济危机。

    等待,还是等待

    东江边上的东莞裕元一分厂,1988年建厂,厂房和办公室看起来都有些陈旧,让人很难将它和ADIDAS全球最大的慢跑鞋生产商联系起来。

    下午5点,厂房已经拉闸断电断水,只有关务部的办公室还有报关员在工作。因为生产线不饱和,工人们现在一个星期休息3天,晚上的加班也早已取消。

    节约水电,减少工人加班工资,是所有工厂都能想到的办法。其他呢?

    吴教柳说,一双鞋子工厂能拿到59元的加工费,占到了它出口值的40%,这几乎是极限,不可能再上涨。虽然海关允许工厂进行国内采购,但是外汇管理方面还有诸多障碍。而且国内的一些原材料价格并不低于进口材料,品质还没有保证。比如,海南和云南出产的天然橡胶“比进口的还贵”,耐磨性等各项检测却都不能达标。

    “品牌、内销、研发”,是各方最近为出口型企业开出的“处方”中出现得最多的字眼, 也在一些外贸论坛上被戏称为“吉祥三宝”。这些加工贸易企业,坐拥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,能打自己的品牌做内销么?

    吴教柳的回答是:“不可能,因为品牌客户不允许。”裕元是来料加工厂,料件采购和财务结算都由母公司香港裕元完成。即使是香港裕元,也不拥有任何品牌的销售权。在国内销售的ADIDAS慢跑鞋中,确实有裕元一分厂制造的。但是“那都是工厂出口给客户后,由客户按照自己的全球销售计划从华东地区打税进来的”,吴教柳说,“一旦发现我们自己搞品牌,大客户便不会给订单了,工厂就没了活路。”

    在高步,还有一家大鞋厂本来打算做内销来渡过难关,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放弃。这家在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,最终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。

    “或许小厂可以把部分产品转到国内销售,因为他们的客户分散,没有大客户撤消合作的压力。”吴教柳建议道。

    “我想内销啊,可是我怕收不到钱。”许胜舜回答得很干脆。在他看来,国内企业的信用程度远比国外客户低,回款困难。而且,外销市场只需要管理生产,进入国内市场需要渠道,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“通路”。创自有品牌?那更加遥远,他没有财力也没有这个能力。况且谁3-5年都不可能成功。

    台企在东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投资群体,2009年东莞台商投资协会提出了“台商联合打品牌,做10个批发大卖场”的计划。常务副会长谢庆源介绍说,台商协会计划将一些代工台企自己生产的箱包、鞋子等消费类产品统一出口到虎门海关保税物流中心,然后内销到“10个批发大卖场”中去。“新秀丽的箱子一个卖几千块,都是我们台商制造的。同样品质的箱子,我们卖几百块,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。”这10个城市,协会选择在武汉、成都等二线城市,“既有消费能力,也避免和大品牌正面竞争。”这个已经开始在台商中筹资的计划离实际运转还需要1-2年的时间。

    “很美好,但是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。”苏甘沧直言不讳。他在长安镇有一家钢线钢缆厂,也是台商协会长安分会的副会长,“零售业不像制造业,投资的收益有很多不确定性。在实际操作中,那么多的企业那么多产品,协调也会很困难。”

    有实力、有资金的裕元不考虑创品牌内销,小企业又有心无力。什么样的企业能做内销?在采访中,我遇到了艾利和——一家韩国独资企业。

    艾利和电子科技(中国)有限公司,2005年进驻松山湖北部工业园,主要生产MP3、MP4、车载音响等消费电子。物资部副总经理李仁镐来自韩国,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。他介绍说,2008年由于汇率波动和韩国消费市场萎缩,艾利和持续亏损,公司开始重新考虑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定位和策略。2009年,艾利和计划在中国市场完成200万美元的销售总额。

    但是他也承认,出口型企业发展国内市场有着意想不到的困难。首先,各地消费习惯不同,做一款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,从研发、设计到生产,是一个崭新的过程。二来,回款困难。

    好在艾利和虽然经营不好,但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品牌,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的柜台上,时不时能看见艾利和的产品。年初销售会议上,各地经销商说“产品外形和音质很不错,就是在中国,价格还要低一些。”

    内销之路,谈何容易。

    在采访到的企业口中,我听到最多的动词就是“等待”——等待市场的复苏,等待竞争对手的倒下,在一个相对萎缩和相对集中的市场中,成为胜者。而等待的过程,是对企业资金承受能力的严峻考验。

    龙华胜国际是6个台湾股东的自有资金,许胜舜说从接单到回款通常需要4个月时间,“做一笔3000万的生意,需要4倍的资金来运转。”而作为来料加工厂,没有固定资产,他无法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。“我们的心理底线就是1年。如果再活不下去,我只有关闭工厂,不可能将自己全部身家输光。”

    裕元的母公司香港裕元是联交所上市企业,加上在全球还有酒店、投资银行等其他产业,所以融资能力比较强。吴教柳说“老板是拿过去挣到的钱在支撑工厂,不会轻易放弃。等到欧美市场回暖,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鞋子自然会上升,日子就好过了。”但是一些小厂,如果融资能力薄弱,就很容易倒闭。他们的倒闭,将使得订单进一步集中到大厂。所以,尹力如说:“不能支撑也要支撑,谁能活下去,将来的市场就是谁的。”

    撬不动的“生产”情结

    1亿港币!何林不知道自己工作的这条生产线值这么多钱。

    但她的上司,香港新科董事杜楚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
    生产硬盘——计划是大客户韩国三星集团提出来的。在韩国,工人的工资是东莞的好几倍。一荣俱荣,虽然硬盘的利润远不及磁头高,新科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。设计月产能300万个的厂房现在只投产了一条生产线,月产能100万个。市场萎缩令新科继续追加投资变得异常谨慎。但是,还有一个新压力令再进口设备变得困难。

    从2009年7月1日开始,根据国家新的《增值税条例》,出于进口免税设备不利于自主创新等因素的考虑,国家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。这意味着,来料加工厂新科增加一条硬盘生产线需要缴纳1700万港币的增值税。因为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,没有内销,这1700万并不能享受相应抵扣。

    同样面临增值税变化的还有裕元、龙胜华这样的来料加工厂,只是制鞋机价值没有资金密集型的新科那么大,压力感觉小一些。

    东莞曾产生全国最早的来料加工厂,正是这些工厂为东莞过去20年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最近几年,国家陆续调整各项政策推动来料加工厂转型。而东莞市政府金融风暴以来陆续出台了多项帮扶中小企业自主创新、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措施。但所有的财政专项资金的享受对象都有一个附加条件—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在东莞当地纳税。来料加工厂,在东莞的生存空间也已变得逼仄。

    东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蔡康说,政府希望以这种倾斜性政策引导来料加工厂转型为三资企业,它是东莞市政府促进加工贸易转型计划中的第一步。“这样起码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企业,就会产生企业的思维,才可能向上下游延伸。”东莞15000家的加工企业,他认为因此产生出200家大型先进制造企业,东莞也就“成就了”。

    “我们没有必要转型为三资企业。”杜楚生的话与政府的愿望并不吻合。国内并没有一家生产硬盘的PC厂商,新科根本没有内销市场。而且,转型后“会非常麻烦”。三资企业意味着独立财务核算,在当地纳税等等。他们曾经想过将工厂搬到保税区,但是核算下来,所需要的资金或者并不比“17%”少。怎么办?“东莞的厂呢,我们是不会动了,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裕元也缺乏这样的动力。按照吴教柳的说法,“转型对我们没有意义,即使转为三资企业,加工工厂的实质不会改变。”来料加工厂不能投资固定资产,无法在东莞甚至国内融资,但这也无法改变工厂主们“一心搞生产”的决心。许胜舜说:“来东莞就是搞生产,不叫受制于人,大家各赚各的钱。”

    他们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富士康,“郭台铭那么有钱,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品牌?很简单,一搞就会死。客户不给你订单,谁也不会养个竞争对手来打垮自己。”

    生产,在生产环节获得利润,通过产品的更新换代来抢夺市场。新科不只一次提到,它的员工超过80%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,他们在研发中每年都投入巨大。但是,这种研发着眼于生产效率的提高,设备使用寿命的延长,磁头运算水平加速,与外界期望的“向高附加值的上下游环节延伸”似乎并不等同。

    根据蔡康提供的数据,目前全市转型为三资企业的来料加工厂只有200多家。而长安镇一位从事多年经贸工作的人员则透露,村组也是转型的一个阻碍。

    东莞现有的来料加工厂对产品以计件方式取得加工费,其中5%交由市里作为外汇留存,25%—30%交由所在村组分成,这正是东莞当地居民过去20年除厂房租金之外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。一旦工厂转型为三资企业,村组将失去这样的经济来源。

    寂寞松山湖

    松山湖,离东莞市区约40分钟车程。去的时候,正赶上百年难遇的日偏食。看着在云层遮映下露出的美丽“日牙儿”,一路猜测那里是什么模样。

    坐拥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,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植物丛中盛开着不知名的鲜艳花朵,松山湖比印象中的每一个工业园都要美丽而宁静。谢庆源曾说“我是不好意思在那里搞生产”。和苏州、昆山相比,东莞的规划和产业结构一直为外界诟病,这使得松山湖一开始便承担着科技强市的伟大使命。招商“选”资——要耐得住寂寞,经得起GDP的诱惑,只选择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基地落户。这显示了东莞政府优化产业结构,摘掉“世界工厂”帽子的希望和决心。

    春节前,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华为科技选址东莞,成为松山湖最近招商的热点话题。这一次,华为依然将松山湖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。不过,这起码接近了政府打造“高端制造业”的设想。蔡康提到,未来的东莞,要发展高新产业和高端制造业,要做好为制造业服务的第三产业配套,比如金融业、物流业、咨询业等等。“不能找个律师都要去广州,去深圳。”

    对高新产业和第三产业如此青睐,东莞是否可以成功“腾笼换鸟”?

    杜楚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。新科的主要研发团队在日本和台湾,而在中国大陆的定位就是生产。“如果有一天研发要落户,我们更多会考虑像上海这样的城市。”除此以外,他认为青岛、大连都是可选择的对象,“这些地方整体环境要好于东莞。在发展高新产业上,我不看好东莞。”

    实际上,全国各城市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争夺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。北京市某市属高新技术企业的总经理就透露,他刚接到上海某区招商部门的电话,盛情邀请公司去上海发展。对方提出的优惠条件让他惊讶:“只需要将注册地改到上海,生产经营还可以继续留在北京。我们税务部门可以到北京上门开展税收服务。”要不是因为在北京有众多资源,他说“我还真是动了心”。

    “东莞建设金融中心?20年以后再说吧,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城市。深圳建设了这么多年,还不是工厂居多?城市的发展是阶梯性的,不能不切实际。北京上海是不错,但是全国又有几个?”尹力如说铨讯电子在台湾有600人的研发团队,但不可能到东莞来。这笔巨大的支出,“在台湾可以享受相当比例的政府补贴。”

    相比之下,虽然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一再紧张,工厂主们却一致反对转移工厂。一来东莞交通便利,举例来说,一双鞋在河南生产、从上海出口,要增加2块钱的运费,基本抵消了当地劳动力的成本优势。二来东莞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配套,一条街上可以将所有材料、零部件搞定。许胜舜说,在河南,鞋机上的针头坏了要到郑州去买。三来,比起内地,“东莞政府的态度让我们很放心,不会朝令夕改。”

    他们对东莞希望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想法也有耳闻。在他们看来,传统产业带来的巨大人口和消费能力,是东莞经济活跃的重要因素:“一个工人,一个月在东莞消费100块,是多大一个数字? ”

    东莞,未来的竞争力究竟何在?

   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最近在厚街镇为企业做了一场演讲,其中提到:“现在有些提法是不对的,比如抛弃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去做高科技。未来东莞企业的方向,应该是在现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,加速整合产业链。”他举例说,做家具、玩具毛利润确实很低,做芯片的毛利率非常高。是不是应该转做芯片呢?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,应该把它从纯制造转为整个产业链的高效整合。如果东莞能在现有产业链基础上整合的话,我相信又能造出一个辉煌来。”

    北京一家智能机具制造商的高管说,他们一直在考虑将整个生产环节外包到东莞:“理由很简单,那里产业配套非常成熟,运输到北京也就1天时间。只要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资源配置更优化,东莞还是很有优势的。我很看好东莞的制造业。”

    谁的东莞?

    数不清的层层台阶,两旁静静流淌的喷泉,东莞市政府的新大楼总让人想起王府井的东方君悦酒店。市区内,新建的各式建筑高大而美丽,遮住了后面依然大大小小的工厂。

    记忆里的东莞是另外一番景象:工厂夹杂着矮楼,宿舍楼道里永远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,间或能瞥见的一小块农田仿佛漏网之鱼……

    不可否认,东莞正在变漂亮。她努力摆脱着“巨大工厂”的固定印象,越来越有城市的模样。

    梁军和曾淑陶都是从外地来东莞工作14年的人,现在他们在东莞买了房子,成了家。在600多万东莞外来者中,他们算是成功人士。可梁军每年春节都会拖家带口地回四川,虽然往返很辛苦,但对他而言那里是“老家”啊,有人情味。曾淑陶的女儿这个暑假要去香港姑姑家过,“学好英语嘛,东莞中考叫‘小高考!”在这个母亲眼里,东莞的教育资源太过紧张,好的公立学校非常少,昂贵的贵族学校一般人怎么读得起?

    台商是东莞外来人群中一个大的富裕群体。东莞台商协会在当地开办了台商子弟学校,新建的台商医院也刚刚破土动工。是不是大家都把东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?

    尽管一再强调东莞应该发展加工贸易工厂,甚至举例说珠海现在的公路都是“破破烂烂的”,但尹力如也说,他的老婆和孩子都不会也不愿意到寥步来。他自己也只是把这里当作工作的地方,隔段时间便回台湾。

    在东莞,我找不到一个已经关闭工厂的老板。他们或是从哪里来,已回哪里去,或是在内地的某个地方已另起炉灶。工厂生产不饱和,收入锐减,不少工人已经去了温州、福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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